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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法院提出申请,竟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可能在全国还是第一个。其判决的荒谬其实用不着从有无敲诈勒索的故意,有无威胁,以及政府或法院是否能够被敲诈来判断。最基本的道理是,如果向法院申请或起诉本身的行为也可以构成敲诈勒索,那么谁还敢再进行诉讼?申请或诉讼的要求数额,究竟怎样才算多或少?怎样才算合理?怎样才不算敲诈?任何人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标准。
要求办错案机关赔偿算不算敲诈
上访是否属于要挟手段?
       ----王金莲卫元喜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吗?

    编者按:2015年3月,山西省绛县农民卫元喜、王金莲夫妇被指控犯敲诈勒索罪,遭逮捕关押。
    源头却需从10年前说起。2004年12月30日,卫元喜与同村村民孙大海互相撕扯,2005年6月29日,绛县公安局以卫元喜涉嫌伤害罪立案,同日绛县公安局出具了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2005绛公法检字第84号):孙大海眼部外伤致右眼视力下降,构成轻伤。2005年6月30日,卫元喜被绛县公安局以涉嫌伤害罪刑事拘留,并提请检察院逮捕。2005年7月12日,绛县检察院对卫元喜不予批准逮捕,理由是“孙大海所做法医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请重新鉴定。”绛县公安局对于“法医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释是:“法医鉴定的两个签字人中,其中1人不具有法医资质”。2005年7月8日,孙大海因将卫元喜打成轻微伤被行政处罚200元。 2005年7月18日,公安局在隐瞒法医鉴定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主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卫元喜赔偿孙大海3500元,孙大海答应“撤诉”。2005年8月11日,绛县公安局做出“撤销案件决定书”,理由是“受害人孙大海撤诉”。
    卫元喜夫妇后来得知了案件撤诉真相,认为案件既然撤销就说明关押错了,应该得到一个说法和赔偿,并且认为绛县公安局在办理其案件过程中还存在其他诸多违法行为。但有关部门一直不承认存在这些问题,更不承认属于错案,也不予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卫元喜夫妇二人不断的上访,希望通过上访求得一个公道。上访持续近10年之久,一次又一次,信访部门对他们的要求“不予支持”,“案件予以终结”。这期间,有关部门或者因为上访扣分的压力,对王金莲卫元喜拘留多次(王金莲称有13次),也有时给予一些钱(是否因为害怕原来公安办理的卫元喜伤害案件属于错案被追究?),但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和赔偿。10年上访路,卫元喜一家正常的生活完全被打乱,子女的生活、学业也受到影响。卫元喜夫妇因此提出的赔偿标准也越来越高。
    绛县公安局认为:自2006年以来,王金莲卫元喜不服对卫元喜涉嫌故意伤害案的处理结果进行上访,2007年经三级信访终结,二人仍不服。在全国两会、国家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期间多次进京非访。以进京上访相要挟,共计索要现金4.9万元。2015年2月,再次以如不让其夫妇二人进京上访告状,必须给他们不少于120万元的赔偿条件相要挟。故构成敲诈勒索罪。
    究竟卫元喜王金莲的行为是否属于敲诈勒索?公安机关撤销了案件是否就意味着这个案件属于错案?上访是否属于要挟?索要赔偿数额何为多何为少?已经由信访部门作出终结决定后上访人还有没有权利上访?非访的说法有无法律依据?就这些对于农民或任何公民都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农民权利网对话北京市农权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焕申。

    一、绛县公安机关撤案后是否意味着原案属于错案?
    农民权利网:一切的问题因10年前绛县公安局指控卫元喜犯伤害罪引起,那么,绛县公安局2005年对卫元喜犯有伤害罪的指控是否属于错案呢?
    王焕申:2005年6月,卫元喜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绛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后因法医鉴定错误撤销了该案。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错案,卫元喜有权利获得绛县公安局的赔偿。但卫元喜夫妇上访近10年,各级信访机关对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绛县公安局认为撤销案件的原因是“受害人孙大海撤诉”,一直不承认这是一个错案。但稍微学习一些法律的人都知道,公诉案件是不能因为所谓被害人的要求而撤销的。加害人受害人(即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只能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协议。
    即使2012年经过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也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因当事人和解具有撤案权。公安机关只有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检察院可以决定不予起诉,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从宽处罚。而在2005年8月,则还没有这种“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所以,假如绛县公安局真的是因被害人的要求而撤销该案,这更是一种违法错误行为,是不允许的。我分析,绛县公安局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不管怎样,因对孙大海的伤情鉴定没有认真审查,根据一份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法医鉴定,做出孙大海伤情属于轻伤的错误结论,进而对卫元喜按伤害罪立案,这是一起明显的错案。
    除非绛县公安局依法对所谓被害人孙大海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如果仍然属于轻伤以上,以此对卫元喜进行公诉。否则,就必须承认原立案属于错案。

    二、绛县公安局是否应该因刑事拘留错误赔偿卫元喜?
    农民权利网:绛县公安局错误立案,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王焕申:《国家赔偿法》第17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以上规定,绛县公安局须承担对卫元喜错误刑事拘留的赔偿责任。  
    不仅如此,法医鉴定为什么会出现错误,为什么没有法医资格的人去做法医鉴定?如果是通过关系故意加害,那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这可能涉及诬告陷害罪以及其他犯罪。
    另外,我看到的法医鉴定书,是以孙大海视力下降的理由鉴定为轻伤的,但却没有证据证明孙大海原来的视力情况,那又怎么得出视力下降的结论的?所以,法医鉴定中存在的错误,可能不仅仅是公安机关承认的签字人没有法医资格的问题。卫元喜夫妇一直认为是人为的捏造加害。绛县有关部门对于法医鉴定的真相从来没有说明。卫元喜认为正是因为公安局隐瞒了法医鉴定的真相,在他以为“被害人的伤构成轻伤”的情况下,才同意了与对方孙大海签订和解协议并支付3500元钱。
    我们看到,卫元喜夫妇的一开始的诉求其实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1)公安局对于卫元喜的伤害罪立案是错误的,对其关押应该予以赔偿;(2)法医鉴定究竟是怎么错的,应当查清予以说明,并根据是否故意等情节予以追究责任;(3)卫元喜支付给孙大海的3500元,是在公安局告知其不赔偿就不能撤销案件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应该重新处理。既然原来的孙大海轻伤鉴定结论错误,双方都是轻微伤(孙大海是否属于轻微伤都难以证明),为什么只让卫元喜赔偿孙大海呢?
    之所以王金莲夫妇一次又一次上访,正是由于这些明显的问题没有查明,没有结论。虽然中间给了一些钱款,但有关部门始终认为这不是一种赔偿款。也正是这些原因,才导致他们一直上访。伴随着时间的拉长,损失和伤害不断增加,又一次次被拘留,不能照顾孩子,整个家庭的生活都处于严重的不正常状态。所以,他们最终索要的数目也不断增加。你可以拒绝他们的赔偿要求,如果通过诉讼或调解,他们的赔偿数额要求也不一定百分百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但他们是不是有这种提出权和请求权?当然有(要求与要求是否能够实现是两个问题)。这样一来,王金莲卫元喜3方面的诉求演变成了4个方面。

    三、王金莲卫元喜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农民权利网:王金莲卫元喜要求赔偿或接受赔偿是否属于敲诈勒索性质?
    王焕申不属于。要构成敲诈勒索罪,必须同时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在主观方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二是在客观方面使用了威胁或要挟的手段强索财物。对照王金莲夫妇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这两个条件。
    要求赔偿或接受赔偿只要是具有合法的依据就不属于以非法占用为目的,换句话说就是我要的是我应该得的,是法律所保护的。
    那么,卫元喜夫妇要求赔偿是否合法呢?
    因为绛县公安局对卫元喜刑事拘留错误,他们夫妇就取得了要求政府赔偿的权利,要求赔偿的行为属于维权行为,当然是合法的。至于要求赔偿的数额究竟多少合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判断。只要赔偿要求具有合法的依据,则数额多少都是合法的。
    农民权利网:要求120万元也是合法的吗?
    王焕申:当然。第一、数额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导致质变。也即是说,如果索要1元钱赔偿款是合法的,那就意味着要求赔偿是有合法依据的。那么,索要10元,索要1万元,100万元,同样是有合法依据的。这里说的有合法依据是指要求赔偿的要求性质本身,至于数额多少不是性质问题,是数量问题。法律从来不可能就赔偿问题规定一个死的数额,因为不同的案件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每一个人对赔偿数额有着自己的理解。比如就卫元喜案,他被错误关押15天,应该要求赔偿多少呢?不同的人,不同的律师的算法可能会完全不同。比如有的可能会把精神伤害赔偿加进去。不管法律是否有规定,有关部门或法院可以支持或不支持这种要求,但不能禁止人们提出要求。只要允许要求,那么精神赔偿的数额恐怕就大相径庭了,同样一个伤害,有人认为应该赔偿精神损害100元,也会有人认为100万元都不足以弥补,也可能有人认为不存在精神损害(比如对于经常作恶的地痞流氓来说)。所以,法律不可能对于一种合法的要求行为根据其数额多少界定为合法非法无罪有罪。如果那样,谁还敢提出要求呢?有关部门或法院认为数额多就不予支持好了。事实上,往往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可能予以支持。因此,第二、没有谁能够充当数额多少才是正确的认定员;即使法院等主管部门,也只是有一种决定权或裁决权。但这些部门的裁决,并不意味着全部正确,当事人仍然可以申诉要求改变。正确的判断与有效力的裁决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还有一点,在公安局认定王金莲卫元喜的“敲诈”数额中,大部分是对方主动提出给的,不是他们要求的,更不是强索的。

    四、上访属于要挟的手段吗?
    农民权利网:你的意见是卫元喜提出赔偿要求是合法的。那么采取不赔偿就上访,而且是找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两会”期间去上访,这属于合法行为吗?属于要挟手段吗?
    王焕申:信访、上访、申诉均属于法律规定非常明确的公民权利。不能把上访本身确定为非法甚至犯罪,不管什么动机,有无冤情(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判断),只要上访过程中没有伴随其他诸如扰乱秩序、毁坏财产、伤害他人等违法行为,上访本身的行为当然不属于违法,也就谈不上威胁要挟。一种合法行使权利的行为怎么会属于要挟呢。把在重要时间点的上访视为违法就更是荒唐。上访喊冤,当然要考虑怎么更加有效,只要法律没有禁止,老百姓就可以为。当然我建议每个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一定要注意到效果和成本。既然越级上访或某些时间点的上访会遇到阻力,上访前应该考虑到这些情况。另外,为了效果考虑,建议先考虑走诉讼渠道,因为上访一般很难真正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一贯的观点。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政府部门也不可能构成被要挟的对象。从逻辑上,找政府反映问题不可能同时成为要挟政府的手段。
    事实上,绛县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阻止卫元喜夫妇上访,不应该是害怕他们上访是否存在违法,更不是因为害怕上访本身,而是害怕:第一、到北京上访就扣分的制度规定。事实上,绛县有关部门和人员确因卫元喜夫妇的上访,公安局副局长、派出所所长、副镇长等多人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或警告处分;第二、自身确实存在错误问题。卫元喜涉嫌伤害罪的案件属于错案,应该追究责任并予以赔偿。
    退一步讲,不管上访人的要求是否合法合理,上访人采取上访方式本身也不可能属于要挟。如同索要赔偿的数额每个人的判断不同,一个要求是否合法合理实际也是难以判断的,人人有着不同的观点。敲诈勒索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就是说实施人在主观上是明知其索要的财物是非法的不应该取得的。比如偷拍了某人的照片,以不给钱就曝光索要钱财。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如果要求赔偿合法(不以非法占用为目的),采取的手段比如上访也合法,当然不构成敲诈勒索;只有赔偿要求不合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又采取了不合法的威胁或要挟手段强索财物,才构成敲诈勒索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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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村民被判“敲诈勒索政府”罪而获刑,您怎么看?

维权对话
   
    吉林市接二连三的出现因为上访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刑的案例,甚至一个叫景春的农民因为自己被错判坐牢而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吉林市法院竟认定这种要求本身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了解这些案例发现,类似的案例为什么几乎都出现在吉林市管辖范围,吉林市5个部门共同发布的一份叫《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意见》的文件(见附件)是罪魁祸首。文件认定了一些情况属于非正常上访,称只要非正常上访提出财产要求的就属于敲诈勒索。那么,吉林市政法部门联合下发的这份文件是否有效?以此为依据的判决又是否正确呢?北京市农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焕申多年来对农民因维权被以敲诈勒索等罪判刑的案件一直在关注研究,他本人也代理了不少这样的案例。以下是农民权利网与王焕申律师的对话。
    农民权利网:首先你能否谈谈吉林市5部门的《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意见》是否有效?
    王焕申:这个文件的内容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明确规定,自然是无效的。最主要体现在这个文件规定了许多何种情况属于犯罪的内容。而根据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四)犯罪和刑罚;(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非常清楚,何种情况属于犯罪是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制定的国家法律中规定的。
    这其实也应该算一个基本的常识性问题,普通的公民也应该知道,不可能一个县级单位都有权规定什么情况属于犯罪,那样每个地方不就成为了各自为政的独立王国?那样势必陷入难以想象的混乱。吉林市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很多无辜的公民被治罪,其实他们本来是受害者,但在依法维权的过程中却被定罪入狱,这可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
    农民权利网:这个文件的哪些具体内容是你所说的违法无效条款?
    王焕申:其实这个文件中对非正常上访行为的认定的几乎全部内容都属于违法无效。可以看看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
    “二、对非正常上访行为的处理。(一)以上访为借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相要挟,向党政机关或者事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索要财物达到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1、访求无理,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的;
    2、信访人已获得信访救助,并且签订息访协议,本人或者其近亲以及其他人员仍然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的;
    3、虽访求有理或者部分有理,但索要财物明显超出国家赔偿、民事、行政法律法规的范围,拒不接受合法、合理解决方式,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的;
    4、访求已经得到解决,或者信访事项已经三级终结后,仍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的;
    5、拒绝按照法定程序或者《信访条例》规定的受案范围、程序解决问题,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的;
    6、其他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的非正常上访行为。
    (二)不明确提出财物访求,或者不提出具体访求,肆意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处罚。
    (三)组织、策划、串联、唆使、幕后操纵多人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条之规定处罚。”
    农民权利网:我们看到了其他一些省市也有关于非正常上访的规定,你怎么看?
    王焕申:我也注意到了。但其他省市的文件一般只是界定了什么是非正常上访,有的认定了非正常上访属于违法,而没有规定属于犯罪。吉林市《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意见》第一条也是类似的规定:“一、非正常上访的概念和法律性质。本《意见》所称非正常上访,按照《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是指上访人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信访接待场所以外的场所上访的行为。如:到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驻华使领馆(驻华相关机构)、中央领导人住地、党政机关门前、人员密集公共场所上访等。 实施非正常上访行为,不论是个人访还是集体访,不论是否实施过激行为,只要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均应认定为违法行为。”<阅读全文>

农权案例:刘金元涉嫌“敲诈勒索政府”案

【案情回顾】:2002年,临漳县张村乡有仙刘村村民刘金元,为了地方政府多收农业税多次上访。乡政府经多次与刘金元协商后,主动给予刘金元2万2千元钱作为补偿,附加条件是要求其不再上访。事隔一年后,刘金元却被临漳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准逮捕 。该案由农权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焕申提供法律援助。经过了一审判3年(有期徒刑),上诉,发回重审,改判为1年3个月,再上诉,最后检察院撤诉。


刘金元涉嫌“敲诈勒索”乡政府案辩护词

农权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焕申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在临漳县检察院指控刘金元犯有敲诈勒索罪一案中,我作为刘金元的辩护人,为刘金元作无罪辩护。尽管作为律师应理智平和的看待每一个案子,但刘金元被指控犯有敲诈勒索罪,确实使我难以平和。  

       一个农民,一个普通农民,因为受到了政府部门多征滥征税的侵害,而依法上访,这有什么错?在上访过程中,政府怕违法行为得到惩处,其领导怕丢乌纱帽,而指派工作人员劝说,找中间人协商,给了被告人2.2万元钱,作为退税款和损失补偿,即使这2.2万元钱是被告人主动提出的,那又有什么错?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顾这些明明白白的事实,非要把这个普通农民定罪。这究竟是为什么?在某些人眼里,一个农民敢于告乡政府、县政府,而且竟然敢让政府给什么补偿费,这简直是不能容忍的。本案的实质或许就在这里。

       一个普通农民受到了强大权力的侵害,我们农权律师事务所“为农民服务部”毫不犹豫地为刘金元提供无偿法律帮助。下面我仅就几个主要问题发表辩护意见,因为我的很多意见早已提供给了有关部门。

  一、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起诉书和公安机关所调查的全部证据,均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张村乡政府及临漳县政府是否多收了农业税,同时,起诉书和所有证据也均回避了所谓刘金元要挟政府的细节,只是半杜撰半夸张的说刘金元要挟说:“不让上访行就得拿5万到10万元。”“如果不给2.2万元上访损失费就继续上访,如果给了就罢访,并立字为证。”

  这些指控不是事实,根本经不起一点点推敲。

  第一、证人证词中均未叙述过程,只是做了概括。

  所有证词均认定是刘金元先提出来要钱,却没有一份证词叙述是在什么时间、地点、怎样的情况下,用什么词句提出来的。这种证据是不能采信的,因为一个证据是对一个事件或事物的客观描述,而不能只概括的归纳出一个观点。观点就是观点,不是证据...[详细]


【法院判决】: 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3)临刑初字第86号,临漳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金元犯敲诈勒索罪,于2002年11月15日向临漳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临漳县人民法院受理后,在诉讼过程中,临漳县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

  临漳县人民法院认为,临漳县人民检察院因事实、证据有变化而申请撤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临漳县人民检察院撤诉。[详细]

法律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
为依法惩治敲诈勒索犯罪,保护公私财产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结语
    多级法院多次认定申诉无理,当事人仍然有权利再次上访或者申诉。法律没有规定申诉的次数,百姓就可以不断的无数次的行使权利。许多许多的错案冤案不正是通过当事人几十年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坚持而纠正的吗?20多天前内蒙古高院决定对“呼格吉勒图案”立案再审;而今日公众又等来了“聂树斌案”的转机。每一个案件家属都是已经坚持20来年,法院也已经做出过无数次认定他们无理。难道他们就不能再继续申诉了吗?甚至他们再继续申诉就是违法犯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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